■新闻

    北大港大相继弃录重庆违规状元

    昨天凌晨，北大招生办公室决定，放弃录取重庆违规修改民族身份的文科状元何川洋。北大招生办主任刘明利表示，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北大招生办在核实全部事情后作出上述决定，并已报学校批准。 

    昨天，香港大学有关负责人透露，何川洋也没有被港大录取，原因是其英语水平没有达到要求。（详见本报今日A09版）

    ■直评

    处罚何川洋等人是法治代价

    何川洋的高考，关乎这名少年的一生；招生部门的“大考”，关乎一部规章，乃至一个国家的未来。 

    何川洋，重庆市高考文科第一名，这位分数上的重庆文科状元卷入了一宗更改民族身份的丑闻。事发后，举国关注，争议四起。挺何者坚定地认为，丑闻的主犯乃何的家长，家长的错，怎能株连子女？所以，当“让父亲的归父亲，让儿子的归儿子”。挺法者坚守的则是，能够裁判丑闻之罪与罚的，当是法律而非同情。何川洋更改民族身份既是事实，作为违法行为受益人的何川洋就绝不能从法律责任中逃脱。正确的处理方式，只能是“让同情之心归同情，让法令之罚归法令”。 

    若仅从法令的执行来看，围绕何川洋的责与罚，绝不至于有今天这么激烈的争议。在国家民委、教育部和公安部于4月20日联合印发的一份通知中，明确了对高考考生民族身份造假的法律责任，即“一经查实，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招生考试机构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电子档案。已经入学的，取消其学籍。”若认为这样的责任认定和处理，超出了一个高考考生所能承担的范围，那也只能陈述意见，力促这份部门规章的修订。只要这份规章还在有效期内，招生部门就没有拒绝执行的权力。 

    法律适用只能公开，公平，不因人而异，不因权而变。法治社会首先是一个诚信社会，市场经济首先是信用经济。一个人要有所作为，首先得是一个诚信的人。绝大多数高考考生都处在由未成年人迈向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这一特殊时段，作为国家法令执行者的有关部门，当然不能失信于法，也不能失信于考生。对今年重庆查出的包括何川洋在内的31名民族身份造假考生处以同等的法律之罚，是必要的诚信教育，是对这些考生最大的帮助，也是对后来者最大的警醒。 

    当然，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也理应从如此规模的民族身份造假中深刻反思，为何造假如此方便，以致如此之多的少年因制度的漏洞而蒙受一场诚信之罚。 

    处罚这些少年，毕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之恶”。民族造假以及其他一些高考造假行为，是否应上升到犯罪的“高度”，以使实施造假者受到更重的惩罚？教育部没有这个权限。现在，何川洋成了这桩丑闻成本的最大承担者，他的命运也许就此改变。因此，更应去拾遗补缺的，还是那些屡被利用的制度之失。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琳

    ■追问

    为什么不公布所有造假者名单

    重庆石柱县副县长汤平之女、重庆市高考文科第一名何川洋更改民族身份相继被曝光，但他们只是重庆31名“假民族考生”中的两名，对于另外造假的29人，重庆市联合调查组一直讳莫如深。

    这29名造假考生究竟是哪些人？重庆市招办一位负责人表示，市招办将不公布这些考生的名单。他说：“不对外公布是我们联合调查组研究决定的。”

    联合调查组似乎可以置民意于不顾，随意运用公权侵害群众的知情权。殊不知，不公布造假者名单，就是在维护高考造假者的利益，就是在妨碍高考公平和制造新的不公平。

    不对外公布造假者名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揣测：没有被揭穿的造假考生，有没有更深的背景？其父母有没有更大的权力？这里面是否隐藏了更多的腐败现象和幕后交易？教育系统官员的子女是否身在其中……

    绝不能让造假名单成为永远尘封的秘密。面对群众质疑，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揭开盖子”。公平是高考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就从根本上违反了高考公平的原则，联合调查组为此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牵涉何川洋民族身份造假的巫山县3名官员已被免职或停职。然而，许多参与造假的官员仍未被追究。31名造假考生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巫山县，而巫山县如今只是处理了一名考生的父母及有关官员。当两名被公开的高考造假者受到猛烈的舆论抨击和行政处理之时，另外29名考生造假的有关责任人却依然躲在“避风港”里。同样是造假，只有两人被曝光，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只有公布高考造假名单，才能确保高考制度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才能真正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那些造假考生接受一次实打实的诚信教育，并为自己的不诚信付出应有的代价。“大事化小”的模糊处理只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造假的代价不过如此。这怎能阻止一些人继续造假的脚步？

    希望重庆市联合调查组顺应民意，公布造假者名单，给全社会一个明确和负责任的交待！

    摘编自新华社7月2日电　文/王金涛 茆琛